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上千万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那就是公房。这是全生产队社员共同所有,性质是集体所有制。
公房一般在生产队的中心地带,便于生产和开会。公房有仓房,便于储藏粮食,有保管室,用于存放生产队的晒垫、箩筐、水车等农具,还有会议室。有的生产队还有饲养生猪耕牛的饲养房。在公房有一个足球场一般大的晒坝,用以晒粮食、棉花、花生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公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沧海桑田,公房在今天也荡然无存,有的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沃土,有的种上郁郁葱葱的果树,有的变成白墙褐瓦的小楼民居,只有一些断垣残壁烂砖碎瓦让人回忆。特别是在公房的会议室所演绎的一些趣闻轶事还历历在目。
公房是社员开会学习的场所。从我记事起,那时候的政治运动特别多,诸如 “小四清大四清”、“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有搞不完的运动就有开不完的会,上级的政策要贯彻,上级领导的指示要传达,报刊杂志的社论要宣讲。社员们天黑收工,回家吃完晚饭,喂完畜禽,晚上十多点钟才拖着疲乏的身躯来到公房,或坐或蹲或躺随心所欲。生产队长戴着老花眼镜,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读那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社论,那从国际到国内,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到经济的大作其实与抛粮下种栽秧打谷抄田耙地的社员们无关,只能是无端地耗费社员们的时间和精力。男子汉们抽叶子烟满地吐口水,妇女们则织毛衣纳鞋底,少男少女们眉来眼去,演绎着苦涩而懵懵懂懂的初恋,有一男半女的少妇们则在打情骂俏,劳累过度的老农们则酣声如雷。其实队长读了些什么他们啥都不知道。报纸学完后,生产队长照例要讲一些在公社听来的似懂非懂的国际国内形势,由于生产队长一般是文盲半文盲,也闹出了诸如“南斯还在拉夫(南斯拉夫),美州还在拉丁,(拉丁美洲),新加坡上还有匪徒兵(新加坡、菲律宾)”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晚上十二点过甚至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会才开完,在睡梦中醒来的社员突然问生产队长,明天出工干什么活路,这才是社员们想听的,也必须认真听的一句话。
公房是社员们议事的场所。特别是每年的决算分配都要在公房里,就粮食分配的比例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进行一场马拉松赛式的论战、口水大战、乃至拳脚相加的肉搏战。所谓比例是指全年生产的粮食是以百分之三十或二十作工分饲料投资粮,以百分之七十或八十作口粮。劳弱户即多子女户、半边户等希望按百分之八十比例作口粮,有利于多分一点粮食,而劳强户则希望工分投资粮按百分之三十比例,能多分一点粮食。客观地讲,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争吵的双方社员都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符合政策的,因为当时的政策就是规定既可以三七开也可以二八开,制定政策的初衷是让社员们当家作主,可制定政策的人们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模棱两可的政策,让社员们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大动干戈之中。在双方势均力敌各不相让时,就由大队或公社领导出面一锤定音。纯朴的百姓命运就只有靠领导来左右,百姓也认命,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的话就是政策,领导不会整自己。
公房是社员们聚会的场所,社员们在农闲或休息或月明星稀的夜晚,不约而同地来到公房,因为那时没有电视,看电影犹如打牙祭。其间不乏吵吵闹闹,但更多的是相互倾诉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在相互勉励中豁然开朗,闷气顿感烟消云散。在聚会中,谁家有病有痛有灾有难,全生产队的人马上知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去援助,无钱无力则以良言去宽慰。谁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在这里当月下老人促成一桩桩美好姻缘。而今,社员聚会的公房消失了,人们聚会也少了,甚至没有聚会了,一个队的社员一年难见一次面,近在咫尺犹如远隔天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了。一个生产队的人病倒在床三五年,邻里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半夜三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才知道有人又作古升天了。
公房是儿童们的乐园,大人们在公房开会或休闲,儿童们则在公房的晒坝疯玩,捉迷藏、踢毽子、踩高撬、滚铁环、甩纸盒、跳房儿、偷敌营、打泥仗等等。而且玩具都不花一分钱。也许他们的父辈正在公房的会议室里,因为一件锁事而争吵闹骂打架斗殴乃至头破血流,但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在晒坝里跳着、闹着、笑着、跑着,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公房消失了,但公房里的趣闻轶事却久久挥之不去。公房储存着我青春时期许多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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