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青神历史（1919年—2002年）第四章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党政机关的瘫痪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实践表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时任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左”倾论点，首先集中表现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经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中，在1967年被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党的九大被肯定为照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灯塔。这是十年内乱期间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而《五?一六通知》则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革”全面发动。“文革”这场错误运动，由职务和威望都最高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始终坚持，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专门决定来通过和推行，并经党的第九次、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肯定和贯彻，同时因党内外有个人崇拜和“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以及民主法制很不健全的社会条件，再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蓄意利用和推向极端，使其席卷全国各地且持续十年之久，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一、“文革”在青神的发动

196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2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一定要认识到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领导要及时跟上去，大力抓“文化大革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一定要抓重点，取得经验，同时安排好面上的工作，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第一书记要亲自抓。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煽动文教领域广大干部职工起来同资产阶级“保皇派”进行斗争，在中央有关文件、指示和报刊社论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响应号召，纷纷起来造反，使学校党委瘫痪。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从1966年7月起，中央和各省、区、市均未举办招生工作，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六年之久。6月30日，中共乐山地委作出“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要求县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同“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进行；区以下农村待机关运动大体结束后再开展“文化大革命”。7月15日，全县中学教职员工集中到乐山，在地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学习，学习过程中，有一些教师受到批判并戴上“牛鬼蛇神”帽子，回县后，这些教师交学生“监督改造”，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

1966年8月上旬，县开展“文革”的各级干部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7月29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录音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通常所称的《十六条》）公布后，又普遍组织学习，还学习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都对开展“文革”的单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期间，一些机关单位和学校、文化团体，竟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二、“红卫兵”组织的建立和进京活动

1966年8月下旬，成都工学院、峨眉中药材学校的红卫兵相继来青神串连，鼓动“造反有理”，揪斗所谓“走资派”，提出“解放大西南，解放青神县”等口号，把矛头指向社教工作团和县委、县人委。各级干部对这样开展文化大革命极感困惑，许多人看不惯、想不通，认为太乱了。县委书记王子明、副书记乔兴等县委主要领导认为，青神县是“大四清”县，要以“大四清”为主，结合开展文化大革命。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文化部门的事，其它部门只作为一个内容结合“四清”运动进行。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大量出现并进行大串连以后，县委和社教工作团认为，以红卫兵对红卫兵好说话，于是引导县级机关和青神中学建立红卫兵组织（人称官办红卫兵），机关最早建立的群众组织叫“1921战斗队”。同时，建立县文革接待站对红卫兵做到“积极热情、坚持原则”。为保证正常秩序，在县委、县人委机关设立了3道防线，一、二道防线主要负责对红卫兵进行摸底，第三道防线主要负责审查要求会见县委、县人委以及地委社教工作团主要领导的群众组织。

1966年9月7日，社教工作团党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王子明主持召开社教工作团党委会议，传达专员窦光宇和社教工作团党委书记张有宇的意见：“准备应付很大的混乱局面。”王子明等领导认为青神是农业县，属县以下城镇，应当主要抓好农业生产。红卫兵到农村串联由副队长、贫协组织接见，要热情接待，婉言谢绝，对的支持，错的抵制。外地红卫兵来青后，要说服他们，现在农业生产很忙不要去农村，如果去了就动员他们参加农业生产，进行抢收抢种。组织一定力量，说服本县中小学生不要外出串联。王子明强调一定要组织两套班子，农业生产不能放松，秋收作物要加强管理。会议还商讨了对付成都工学院和峨眉中药材学校红卫兵的办法，决定通过青中红卫兵，组织大字报辩论，说服他们不要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要冲击党政机关，规劝他们离开青神。

9月9日，社教工作团团长张有宇根据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和上级有关指示，从乐山打电话回青神指出：派往学校和机关的工作队全部改称联络员，任务不再是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而是了解反映情况。联络员不要组织学生辩论，只能宣传学习《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本单位的干部群众，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依靠他们自己搞革命。从此，红卫兵运动在青神迅速掀起高潮，各中学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工厂、农村各种群众组织不断出现。“保皇派”和“造反派”严重对立，纷争无休无止。有的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冲向社会，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掀起了“火烧”、“炮轰”、“打倒”、“横扫”、“砸烂”的浪潮。各级党政机关失去正常的工作秩序，工商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生产营业，学校没有正常教学秩序。

9月15日，社教工作团办公室《情况汇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县游行集会10余次，参加的人数达7万余人。目前，城区和青城公社（试点公社）已转发并批判斗争三、四类干部。10月15日以后普遍可以开展批斗三、四类的工作。

1966年10月上旬，县委副书记温云带领青神中学、汉阳中学、安家坝中学的红卫兵代表200人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10月18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主席，受到接见和检阅。同时，红卫兵代表还参观了首都各大专院校的大字报。

赴京的学生回到青神后，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公布中央首长讲话内容和最新、最高批示（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指示称谓），宣扬“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言论。

三、破“四旧”和揪斗“走资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标。”要求“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则利用这个提法，在全国掀起一股所谓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潮，更改地名、店名、校名，干预群众衣着、发型，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直至发展到乱抄家和打砸抢。这是对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空前的大破坏，是对良好的社会风尚和风俗习惯的粗暴践踏，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巨大损失。

1966年10月，青神社教工作团党委书记、团长张有宇、县委书记王子明、副书记乔兴，在南街礼堂第一次遭到群众组织的批判斗争，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派”。王子明、乔兴以后多次受到批斗，还被揪到公社、大队游斗。

10月22日，社教工作团办公室书面向地委领导小组办公室、团党委汇报当前情况：在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四清运动中，坚决贯彻了《十六条》和《二十三条》，内部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不仅批判斗争三四类，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派，而且大破“四旧”，大立“四新”。（1）、经过大宣传、大动员，全面贯彻《十六条》，全县90％以上的农户有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和其它单行本。大队生产队建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出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潮。从县到生产队层层成立贫协筹备组织，至10月中旬发展贫协会员26292人，占应入会44042人的59.5％。所有的公社、大队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生产队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2）、采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等形式，批判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三类斗四类，纠正单干风。（3）、开展大破“四旧”运动。（4）、经过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的训练，发展了20％多的党员，正在训练第二批入党积极分子。计划本月底发展60－70％的新党员。（5）、全县有五类分子1702人，初步规划捕、管、斗、戴共233人，占13.67 %。（6）、团党委在抓运动的同时还专门召开工作队队长会、电话会，突出抓生产，充分发挥一、二类干部的作用，让他们把生产管起来。存在的主要问题：少数地方掌握政策界限不稳，划类定性不准；少数地方批判斗争不力；有的地方忽视经济，退赔抓得不紧等。

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6年11月4日至8日，社教工作团召开农村工作组长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共427人。总结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四清运动一、二阶段的工作，布置第三阶段的任务。会议认为一、二阶段的工作是文化大革命带动了四清运动，揭出三类公社6个，四类2个；三类大队34个，四类24个；三类生产队262人，四类96个；三类基层干部709人，四类249人；还纠正了一些单干活动。清政治、清思想带动了清经济，揭发出农村干部贪污盗窃28.5万元，已核定5.3万元，退赔3.4万元。贪污粮食27.25万公斤，已核实13.05万公斤，退赔5.95万公斤。斗倒、斗垮、斗臭了走资派。阶级斗争促进了生产斗争，大春增产15％以上，小春播种比往年提早了一个季节。会议布置第三阶段任务：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以思想建设为中心，建立好领导核心。工作安排大约为一个月，先以5天时间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10天时间解决一、二类干部的问题，不搞人人过关；再以10天的时间登记党员，组织处理；最后选举干部，改选党政组织，成立贫协，文革正式组织。

11月8日至13日，县委、地委社教工作团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县委、社教工作团负责人在会上作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报告。一些代表在会上交流了经验。会议评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18名，其中地委社教工作团成员3名。通过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倡议。

成立农村“红卫兵”组织 1966年12月10日，县委召开电话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此之前，瑞峰、南城等公社自行建立红卫兵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决定趁贯彻“指示”之际，在农村引导建立红卫兵组织。县委副书记乔兴在电话会上指出：“贯彻中央决定越快越好。”“你不组织，人家就要组织。”会议对引导农村建立群众组织提出以下意见：各公社接到文件后，要立即召开党委会议，学习文件时重点领会建立红卫兵组织的问题；立即召开文革组长、破“四旧”战斗队长、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议学习文件，如果大家提到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问题就大力支持；组织青神中学红卫兵到农村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会后，各公社均成立了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组织。

处理查抄物资 1967年4月24日，县生产委员会发出《关于处理查抄物资清理意见的通知》。要求贯彻中央关于处理红卫兵查抄物资的几项规定，对10个多月来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中查抄的物资，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登记处理，将查抄物资集中到公社、单位保管，如发现霉烂、丢失或有贪污挪用等情况，要查明原因，落实责任，提出处理意见。次年12月7日，县革委批转县处理查抄办公室《关于处理查抄物资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在处理中，对地富反坏右或22种人要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定性，查抄中过火了的要退给一部份；被集体留用或已分给私人的查抄物资应自觉退出上缴。

上演“革命样板戏” 1967年5月22日，县生产委员会通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各公社生产办公室、造反组织和革命干部要邀请工农兵座谈，召开群众大会，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学习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江青1964年在全国革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等。川剧团应隆重上演《红灯记》、《沙家滨》等革命样板戏。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8月上旬，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后，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逐步兴起，国庆节以后升温。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在这份经毛泽东审定批准的文件中，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党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按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紧急指示助长了正在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把党组织的领导排除于“文革”之外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正式的文件依据。在紧急指示冲击下，全国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负责人普遍受到批斗，党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青神党政机关的瘫痪 1967年1月中旬，当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刮到青神时，青神各派群众组织纷纷起来夺权。之后，县委书记王子明、副书记乔兴、县长王月兴等被迫停止工作，大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受到群众组织揪斗批判，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陷入瘫痪。除县人民武装部、武装部党委之外，其它各个县级机关、各公社（镇）党政机关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同时，公检法三家也被“砸烂”。

2月，一些群众组织的成员认为“四清”运动整了他们的“黑材料”，强烈要求交出“四清”中形成的，没有来得及作出结论的材料。有关领导同意借阅这部分材料。并要求由各单位领导出面，具备手续，用后归还。结果借出的材料有的归还了，有的散失了。与此同时，县委组织部、监委、宣传部、县人委文教科等单位的部分文书、人头档案也被强行索取。县级机关出现了混乱局面。

五、“二月镇反”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上海造反派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化小组给上海市“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也先后被“造反派”夺权，成立了“军干群”（驻军代表、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时之间，夺权风刮遍全国，神州大地一片混乱。

1967年2月下旬，县人民武装部“三支两军”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大规模的“镇反”运动，称“二月镇反”。此前，关锋等拟定的《解放军报》宣传要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见报后，北京掀起的反军乱军浪潮迅速波及青神县。一些群众组织认为县人民武装部介入文化大革命没有支持左派，于是把矛头对准武装部和解放军，有一部分人参加了15日开始的乐山县11个群众组织静坐乐山军分区的活动。2月17日，解放军空军散发了中央军委颁布的关于一律不允许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之后，县人民武装部会同县公安局对群众组织进行清理。一些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群众组织被打成“右派组织”或“反革命组织”，主要是工人造反司令部和红色造反兵团。2月25日拘捕了造反司令部负责人2人。3月21日，民兵大游行，拘捕47名“造反者”。“二月镇反”前后拘捕关押70多人，还有500多人自首登记。5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红十条”）中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2月下旬以来，支持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据此，县人民武装部对“二月镇反”进行公开平反。5月22日，马开家指示释放最后2人。6月1日，首次在月咡塘召开了平反大会（后来还召开了一次），公安局干部分别到各公社、单位召开平反会。

3月12日，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各公社成立了相应的组织。随即，“贫总”配合武装部、公安局镇压反革命。5月，随着“红十条”的贯彻，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失去军队的支持，停止了活动。总部负责人被视为保守派总头目而被揪斗。

8月13日，经部分群众组织策动，一些群众抬着一块“抗大纵队强烈抗议公安局隐藏黑材料”的横匾游行到东街，静坐公安局。要求县人民武装部、公安局交出“二月镇反”形成的“黑材料”，认为平反不彻底。静坐延至8月19日下午，在与公安局达成“必须为造反派彻底平反”的协议后结束。

8月28日，成都、乐山的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约集100余人，乘专车前来青神，在青神的一些群众组织配合下，分四路包围县中队和监狱，强行索取武器装备，县人民武装部也遭到袭击。县人民武装部党委组织民兵和群众设置路障，拦堵汽车，保护武器，反击包围强行索取武器的人。围绕强行索取武器事件，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分歧，有的支持，有的谴责。8月30日，公安局与部分群众组织谈判达成协议，“援助”兵团部分枪支。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发生武斗之后，青神县连续发生抢枪事件，至次年1月，县人民武装部被抢8次，但都损失不大。

第二节 党政机关的恢复和对“极左”思潮的纠正

从1967年开始，毛泽东和中央已开始认识到全国大乱的局面所潜在的危险性。毛泽东虽然曾经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于全国到处出现的这种严重混乱状况已感到了担忧，也开始着手加以解决。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引用毛泽东说过的活，即“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并称这个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当时，中央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个造反派组织。各个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5月14日，毛泽东在向全军转发的一份报告批语中指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持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时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提高。”“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10月4日，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通知，经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同各群众组织讨论，同意成立青神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并已报经乐山专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批准。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由马开家、温云、庞克岐、李乃虎等4人组成，主任委员马开家，副主任委员温云，委员庞克岐、李乃虎。指挥部下设秘书、农林、工交、文卫、财贸组，办公地点设在原县委。《通知》说，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后，各项具体业务工作，仍由原县级机关各部、委、局、科、行等部门办理。各单位各部门要按原工作业务范围，充分发挥积极性和职能作用。《通知》要求，各单位业务领导班子可参照上述精神，经本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讨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其主要成员名单报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审批。县委开始着手恢复生产，党政机关的职能就此逐步恢复，但组织形式尚未明确。

1967年10月16日，县抓革命促生产四级干部会议发出倡议。倡议说，这次会议是四川省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县性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倡议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学习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积极促进巩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号召，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拥军爱民运动；以大庆、大寨为榜样，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新农村，夺取1968年工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县抓革命促生产四级干部会议还部署了1967年农村收益分配工作。

12月2日，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通知：启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印章。宣布撤销1964年成立的县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简称知青办）。知青办于次年开始接待成都等地区的知识青年。

12月24日，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说，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管好市场的首要任务。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不许弃农经商，取缔无证商贩。坚决制止各公社的粉坊、面粉加工单位以搞副业为名进行商品贩卖活动；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应按历史习惯在附近集市上交易，不准场外买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有证的个体商贩，只能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地区范围，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粮食、棉花、油料是国家规定实行统购统销的第一类物资，在国家统购期间，必须坚决管死，无论集体个人一律不准上市。

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军管”与筹建“县革委” 1968年1月17日，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起被县人民武装部军管。司法审判权由军管组和后来成立的县革委人民保卫组共同行使。这是全县恢复党政机关的起步。

2月24日，县革命委员会筹建办公室发布第一号公告 在县人民武装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筹建办公室，负责人马开家、杜子明、温云。同时，县革筹发布第二号公告公布《关于建立青神县革命委员会的第一设想方案》。这一方案是武装部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提出的。方案提出，成立县革委是一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首先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方案指出，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实行驻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方案指出，县革委拟由21名委员组成，其中驻军代表和地方革命干部占50％，革命群众组织“三代会”（工人代表会、农民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的代表占50％。

“公社革委”的成立 1968年4月中旬，黑龙、天池、建设等公社实现“三结合”，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之后，各公社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取代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原党政机关。8月1日，青城、青龙公社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全县18个乡镇全部建立革命委员会。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县革委”的成立 1968年5月22日，县人民武装部“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办公室发出《青神县革命委员会机构设置的初步方案》。《方案》指出，在革命委员会内设常委，由常委产生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体现党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和生产指挥部（“一室两部”）。在政治部内设干部组。组织组、群团组；在生产指挥部内设综合组、农业组、财贸组、工交组。方案指出，按照以上机构设置，旧县委、旧县人民委员会工作部门可由25个减少16个，精简64％；工作人员由112人，精简为35人，减少68.8 %.

6月4日，中共五十军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成立青神县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准成立青神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由群众组织代表13人，军队代表4人，地方干部代表7人，共24人组成。县革委常委由群众组织代表4人，军队代表2人，地方干部代表2人，共8人组成，他们是：马开家、杜子明、温云、张毅敏、王月兴、吴恒伯、高秀枝（女）、王槐章等，马开家（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任县革委主任，杜子明（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温云（原县委副书记）、张毅敏（南城公社社员）任副主任。县革委成立后，取代了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及内部组织被取消。至此，县上又恢复了党的领导。

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清理阶级队伍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6月9日，《红乐山报》报道：青神县坚持把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3月中旬以来，全县城乡结合春耕大忙和“双抢”战斗，共办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560多期，参加学习达3.1万人。各公社、机关、革命群众都办，许多社员家庭也办，田间办、水上办，到处都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1968年6月10日，月咡塘广场万人集会，庆祝青神县暨城厢镇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发布县革委第一号通告，宣布县革委成立，全县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县革委。大会发布县革委《关于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的决议》和《关于更加广泛深入地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决议》。《关于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的决议》号召全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决议》是县上有关“农业学大寨”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号召以大寨为榜样，象大寨人那样，坚持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象大寨人那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突出人的因素，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立大志，展宏图，战胜穷山恶水；象大寨人那样，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树立爱国家、爱集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共产主义风格，叫资产阶级的“私”字在农村扫地出门，让无产阶级的“公”字安家落户，把全县农村建设成为永远的闪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公”字的新世界。《决议》指出，学习大寨，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农村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彻底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桃园经验”、“二五制”、“学严龙、赶驷马”等。大会还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给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七八四八部队、七八六一部队、乐山军分区的《报喜信》。县革委主任马开家、副主任杜子明在大会上讲了话，乐山地革委负责人到会祝贺。

6月11日至15日，县革委召开全委会。由马开家主持。首先学习《老三篇》，要求记着张思德，记着白求恩，记着愚公。会议按照5月县人民武装部“三支两军”办公室提出的方案，设置了县革委的“一室两部”，鉴于原县人委有些业务科局、革命委员会还不能完全代替，决定成立国民经济计划、社会工作、财政、粮食、工交、农业、商业、文卫等8个业务工作组。在县革委的领导下，负责承办业务工作。会议认为革命委员会工作最本质的就是要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当前急需抓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

6月19日至24日，县革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地革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经验》，在全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即清理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九种人”。到1970年10月，通过查证材料、办各种类型学习班、批判斗争、定性处理等阶段，采取“大学、大摆、大批、大造声势”等办法，审查揪斗了466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重翻历史上已经作过结论的旧帐，错批错处理了许多人。1978年后，进行了纠正。

召开“积代会” 1968年7月7日，县革委召开的第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积代会）开幕，到会代表232人，其中先进单位代表5人。这些代表是经过自下而上层层召开“讲用会”推荐出来的。历时5天的大会，听取了县革委负责人题为《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报告，传达了省、地革委扩大会议精神，18位代表交流了个人或集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大会推选出出席乐山地革委“积代会”代表27名。县革委负责人对会议作了总结，肯定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对毛主席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心怀一个“忠”字，狠抓一个“用”字，大立一个“公”字，狠批一个“修”字。

发行毛主席著作 1968年7月26日，县革委转发省革委《关于给全省贫下中农赠送＜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的通知》。决定按照省革委的部署向全县贫下中农赠送《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毛主席著作发行量很大，到1971年，全县共发行《毛泽东选集》31855部，《毛主席语录》154478本，其它各种单行本278076册，基本上户户有《毛泽东选集》，人人有《毛主席语录》。在全县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四、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成立

1968年7月15日，县革委批转《关于青神县“三代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意见报告》，同意在原青神县打击阿飞、流氓、盗窃、投机倒把指挥部的基础上，建立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县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简称“三代会”）给县革委的报告说，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参考外地经验，经“三代会”研究提出建立青神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报告说，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任务是在县革委和县人民武装部的领导下，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特务、叛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公开的暗藏的敌人进行无产阶级群众专政。重点打击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党的政策，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革命新秩序的一切坏人。1970年3月10日，县革委决定撤销群众专政指挥部。

五、“三忠于”活动

贯彻“两个布告”精神 1968年7月28日和30日，地委两次召开电话会议，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电话会议后，县革委连夜向县级各单位、各公社传达中央指示：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和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8月8日，县革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泽东“七?二八”最新指示的情况和今后的意见》。《意见》反映，前一段时间为贯彻“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城区召开了革命组织和群众大会，并进行了游行，还组织了100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17个公社，150个大队、1000多个生产队以及街道、车站、码头等进行广泛宣传贯彻。截止8月7日，共收回枪2支，子弹200余发，匕首6把。青城、青龙公社在布告公布后，于“八一”迅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青神地区的“一片红”。《意见》要求各级革委会和群众组织必须批判“多中心”论，深入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

1968年7月29日，县革委进行第二次机构改革，将第一次机构设置的“一室两部”、“十一组”，改为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四个大组”，编制35人。办事组下又设秘书组、行政组、群工组；政工组下设组织组、宣传组、学校组；生产指挥组下设农业组、财贸组、综合组。

“三忠于”活动 1968年8月12日至13日，县革委召开全委会议，马开家主持会议。会议要求坚决克服“青神县是‘文斗之乡’的麻痹思想”，继续深入地贯彻“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七?二八”最新指示，要广泛深入地开展“三忠于”活动。会议确定县革委委员除了值班的外，都要深入下去，并以县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基础，组织18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广泛的宣传贯彻。

8月14日，县革委作出《关于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初稿）》。（一）、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最根本的一条。必须以门合为榜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县革委每季度召开一次讲用会。（二）、县革委每一个成员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三）、永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四）、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一元化领导。（五）、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帮助县革委实现领导班子的革命化。

1968年9月12日至14日，县革委举行扩大会议，总结成立县革委以来的工作。会议认为全县的形势大好。第一，全县各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一片红。第二，根据毛主席关于“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的指示，派出了3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青神中学、民办中学、县医院等单位，各公社也组织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第三，斗批改已进入高潮，通过两个“布告”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宣传贯彻，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对敌斗争正在深入地进行。第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三忠于”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会议要求继续全面彻底地贯彻执行中央两个《布告》，彻底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文化大革命中，派遣“工宣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各级各类学校，而且扩大到其它单位。

六、干部下放劳动

1968年11月29日，原县委书记王子明、副县长徐绍和等绝大多数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和县级机关干部被下放到“10?4”干校（后改五?七干校）劳动学习，是为认真落实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教导，发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着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10?4”干校包括县农场、瑞峰德云寺林场和汉阳蚕桑场3个分校。原县委、县人委大部分干部下放在德云寺林场，政法系统干部下放在汉阳蚕桑场，其余下放干部在县农场劳动学习。

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随后，青神农村大批接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69年－1979年，县知青办安置成都、自贡及本县等地的知识青年4394人，国家、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付经费几十万元。粉碎“四人帮”后，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处理知青遗留问题，知青陆续回城，到1981年9月，知青遗留问题基本处理完毕。

第三节 “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在全国全面开展了“斗、批、改”运动。“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革”的目的提出来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规定在以后被简称为“斗、批、改”。1970年初，中央又发出“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指示。

一、全县“斗、批、改”运动

1969年1月27日至2月2日，县革委召开工交、财贸、卫生、畜牧、农机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地革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行各业都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去，完成或超额完成1969年的各项任务。工业战线要充分挖掘设备潜力，节约原材料，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交通战线要充分发挥交通运输的先行作用，快装快运；医药卫生战线要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农机战线要改革不合理制度，全面规划，狠抓机修，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效益；畜牧战线要全面发展畜牧业，为三、五年内实现“1人1猪，1亩1猪”而奋斗。

1969年1月27日至2月6日，县革委举行全体会议，确定1969年的主要任务是“认真抓好斗、批、改”。具体任务是：严格遵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认真抓紧抓好解放干部的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革命的“三结合”，充分发挥各级革委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抓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把混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坚决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坚决完成教育革命的伟大任务，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认真做好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等工作；进一步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促进工农业生产全面跃进。会议强调，在认真搞好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中，一定要抓着冬春这个关键时刻，很好地抓好农村工作。

1969年3月7日，县革委发出《关于斗批改每个阶段工作中认真注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在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以及斗、批、改的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中，都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比如，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政策、干部政策、对敌斗争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教育革命政策、“给出路”的政策等。各地应认真检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执行各项政策的情况。今后不准随便抓人，不准随便抄家和扣发工资，防止扩大打击面。

二、“九大”的召开与宣传

党的“九大”召开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全国总共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区、市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和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从这种情况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并不成熟。九大的代表不可能从选举中产生，而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选出来的。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林彪代表党中央在九大作政治报告。贯穿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这个理论，有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确立的特定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篇报告论述了这个理论的形成和意义，回顾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践过程，极力鼓吹这个“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鼓吹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对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作论述。这篇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写进总纲，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而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党章还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次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重新选入的占原总数的32％。许多功勋卓著，在广大党员中很有威信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于他这样的领袖人物来说也感到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都流于落空。九大的召开，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尖锐复杂的斗争。

庆祝“九大”召开并贯彻会议精神：1969年4月24日，青神军民热烈欢呼中共“九大”闭幕。庆祝活动持续3天。6月16日至26日，县革委、县人民武装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九大”精神。出席代表865人，其中党员只占75％。县革委主任马开家传达毛泽东在“九大”期间所作的讲话；武装部副部长传达林彪接见云贵川负责人的指示和军委办事组会议精神；县革委副主任温云传达省革委、成都军区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精神。会议还学习了中央批转的山东、湖北等3个“反复旧”的文件和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的有关讲话。会议结束时，马开家讲了话。在讲到“反复旧”问题时，马开家说，搞所谓“反复旧”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他背离了“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山东叫“反复旧”运动，湖北叫“反复旧”问题，四川则叫“反复旧”活动，青神是一股“反复旧”思潮。这股思潮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影响了清理阶级队伍，影响了政策落实，影响了斗批改。现在还没有发现哪个单位“复旧”了，哪个单位“复旧”了就在哪个单位解决，不要让社会、外界人介入，不要乱提口号。在本单位斗、批、改过程中，本着总结落实政策去解决。要把复旧的含义搞清楚，是组织上复旧，还是思想上复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在讲到团结问题时，马开家要求全县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高举团结胜利的大旗，切实解决内部问题，加强团结。群众和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我们只能本着团结的原则，积极热情地进行教育帮助，不能“拉清单”、“总算帐”，不能压服，更不能排斥打击，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是错误的。马开家指出“三代会”是群众组织，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下工作，不得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与下边的“三代会”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能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关于备战和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中，马开家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革命统帅生产，以大寨人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天斗，与地斗，夺取农业大丰收。

三、青神出现“打砸抢”混乱局面

青神出现知青被打事件 1969年7月17日，桂花公社发生知识青年与农民打架事件，打死知青2人，打伤3人。第二天晚上，一些知青将两名死者和1名伤者，抬入县革委会议室停放。之后，又在城区进行抬尸游行，抢占县广播站等活动。事件发生后，县革委副主任温云等赶赴现场调查了解，拘捕凶手，县革委主任马开家等多次与知识青年代表进行座谈。经过多方工作，使事件得到平息。其它公社也曾出现过知青与社员闹事的事件。

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8月6日，县革委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定案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规定的定案对象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意见》指出，定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于在清队工作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法办外，都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要依靠群众对敌人进行专政。要掌握5个区别：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坦白交待与抗拒交待要加以区别；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区别；犯严重错误与现代反革命的区别；接受改造与坚持反动立场的区别。凡戴上帽子交群众专政的，一律剥夺政治待遇，是党员的开除党籍，可酌情安排工作，适当降低工资。

四、贯彻“七?二三”布告，严禁打、砸、抢

贯彻“七?二三”布告精神 1969年7月23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以下称为“七?二三”布告）。中央在布告中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中央关于严禁打、砸、抢的布告、通令、命令和通知。对于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檄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凡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逾期一月不归者，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视情况予以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8月29日，县革委、县人民武装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的意见》。《意见》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无政府主义，大刮反革命经验主义之风，大搞打、砸、抢、抄、抓，抢劫群众财物，盗窃国家财产，甚至行凶杀人，破坏“九大”任务的落实。《意见》要求，狠抓“七?二三”布告的落实。第一，狠抓态度和认识，坚决执行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第二，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一场围剿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人民战争。第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犯罪分子。第四，狠抓革命大批判。第五，加强组织领导，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

1969年8月28日，党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共九条，其中有：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大敌当前，共同对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等内容。

9月12日，县革委发出《关于贯彻“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情况的简要总结》。指出：7月23日中央发布布告（即“七?二三”布告），制止派性武斗；8月28日又发布命令（即“八?二八命令”），要求加强团结。为了随时粉碎美、苏的武装挑衅，中央命令全国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围绕“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宣传贯彻，县革委抽调大批机关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00多个，队伍达5100多人，深入到基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500多期，同时开展大批判，进行“对敌斗争”，使《布告》、《命令》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总结》还说，贯彻《布告》、《命令》取得的成绩，一是克服了和平轻敌思想，加强了战备；二是增强了团结，巩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三是刹住了歪风，解决了不少“老大难”单位和“老大难”问题；四是促进了对敌斗争；五是促进了生产全面发展。《总结》说，在贯彻《布告》、《命令》过程中，于8月28日召开了7000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于9月9日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判处一小撮阶级敌人。各公社和城区机关单位，也乘机发动群众打击坏人坏事，新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

第二次毛泽东思想学习会 1969年11月6日至12日，县革委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11人。大会通过大小会讲用，总结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评选出出席地革委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并向全县发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倡议。

1969年12月1日，县革委举行全县机关干部、公社干部和群众代表大会，原县委书记王子明、副书记乔兴在大会上作“检查”。王子明的“检查”分4个问题：（一）、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打击迫害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三）、大搞右倾单干，复辟资本主义。（四）、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王子明在第三个问题中说，1962年来青后，把个别干部和社员开除出社单干；又批准把西龙公社的1个生产队解散单干；把城关理发店由一个核算单位调整为2个；将一、二类物质在完成国家任务后，按规定的价格在自由市场上互相调剂。王子明、乔兴是在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于11月28日回县的。12月3日，县革委向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汇报，经县革委和县人民武装部决定，解放王子明、乔兴，建议结合到县革委为委员。

五、“一二?二五”批示的贯彻

全委扩大会 1970年3月8日至18日，县革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各公社革委正、副主任，武装部长、管清队工作的委员，大队革委主任、民兵连长等659人参加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报告的批示》（简称12.25批示）。会议要求遵照中央批示的精神，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潮。会后“批示”在全县广为宣传贯彻，揭发批判刘结庭、张西挺的运动不断深入。贯彻“批示”，旨在密切干群关系，批判派性，增强团结。

批判刘结庭、张西挺 1970年8月，党中央决定把刘结庭、张西挺“挂起来，靠边站”。全县组织批判刘、张鼓吹的“以我为标准论”、“一派掌权论”、“造反派领导一切论”、“受压就是左派论”、“党员落后论”、“武斗有理有功论”、“军队支保支错论”、“造反派无私可斗论”等谬论，从而加快了贯彻“批示”的进程。这些活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程度消除派性、“解放”干部、稳定形势、增强团结的作用。

六、“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的内容 1970年初，党中央连续发出三、五、六号3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4月15日至17日，县革委召开军、政宣传队长，各公社、机关、企事业单位革委主任会议，布置“一打三反”运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铺张浪费的通知》（即3、5、6号文件）。会议要求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大打一场“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人民战争”。4月21－24日，18个公社（镇）和27个单位都分别召开“一打三反”誓师大会。城区和西龙公社还召开打击现行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的斗争大会。“一打三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底。其间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1978年后进行了纠正。

县革委成立核心小组 1970年4月22日，省革委核心小组批复，同意建立中共青神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马开家、杜子明、李沛、温云、张同洲、张庆麟、吕志能等7人组成，马开家任组长，杜子明、李沛任副组长。县革委核心小组隶属中共乐山地革委核心小组。同日，省革委批复，同意增补李沛为县革委副主任；张同洲、张庆麟、吕志能为县革委常委。

6月8日，县革委核心小组在县革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几项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坚持天天读、学习日、讲用会三个制度，坚持抓态度、抓感情、抓学风、抓领导四个环节；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认真搞好补台工作；在落实“3、5、6号文件”方面，对已揭发出来的问题和重点人员都要进行认真分析和处理，要求各公社、各单位应选出一、二个典型案例。

7月9日，西龙、汉阳、桂花、建设4个公社建立革委会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公社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是从1969年11月开始的，至此，全县18个公社（镇）都建立了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培训“赤脚医生” 1970年6月15日，县革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毛泽东1969年发表的“6?26”指示的意见》。根据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县革委要求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掀起一个大办合作医疗的新高潮。根据这一意见，县上分别于6月和12月，两次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培训赤脚医生300名。年底，全县153个大队中有152个成立了合作医疗站。到1976年底，全县共有赤脚医生453人，卫生员905人，并配备简易医疗器械包153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医疗站曾产生波动，到1981年底，全县合作医疗站还有96个。1983年开始，县卫生局对合作医疗站进行整顿提高，合格医疗站更名为村卫生医疗站，赤脚医生更名为乡村医生。1984年，县计生局对乡村医生提出更高的要求，4月首次进行乡村医生考试。考试合格发给《乡村医生合格证》。

“一打三反”运动过程 1970年7月15日，县革委副主任李沛在县革委第三季度工作上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指出：今后工作要以对敌斗争为中心，继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7月中旬到8月底，进一步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新高潮，把一切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挖出来。9月份，采取领导、专业队、群众三结合，进行查证、核实、重案处理、整顿财贸队伍等工作。

7月17日至9月5日，县革委会举办教职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教职工754人。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组织学习中央“12?25”批示，联系实际，开展大批判；第二阶段，学习贯彻中央“3、5、6号文件”，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第三阶段，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和教育工作经验，布置新学年的工作。

7月24日，县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印发题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简报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开展了查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查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作风，查资本主义倾向，查扩大自留地，查损公肥私、侵占公物，查瞒产私分，查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查“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表现的“十二查”活动。揭发出的资本主义倾向有弃农经商，转手买卖；副业单干，不纳入集体；侵占多占集体土地和入社的山林归谁管理等。

10月7日，县革委发出《关于创“四好”、争“五好”的通知》。要求在11月底前，按“四好”、“五好”的条件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评比。通过评比，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清队工作和“一抓三促”推向新高潮。

10月8日，县革委发出《关于第四季度继续深入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清队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进一步总结经验，认真贯彻有关政策，把“一打三反”和清队工作进行到底。

12月6日，县革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群众运动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深刻认识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要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思想革命化建设；要坚持“天天读”、“学习日”、“讲用会”等制度，做到有组织、有纪律，把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

12月16日，县革委、武装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意见》。《意见》指出各地区、各单位要深入广泛宣传《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紧密结合“一打三反”和清队、征兵、“四好”总评等工作，做好民兵的组织整顿、思想建设和民兵训练，确保民兵工作“三落实”，形成全党抓、全军带、全民办的新局面。

演唱革命样板戏 1970年8月，全县掀起演唱革命样板戏高潮。城镇机关学校，农村公社大队，普遍唱样板戏，开展“唱英雄，学英雄”活动。1971年全县上映759场电影，其中《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滨》等样板戏电影就有204场。

县“三代”会 1970年9月16日至22日，县革委召开第三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暨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又称为“三代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778人参加大会。大会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进行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总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大会要求对毛泽东要心怀一个“忠”字；对毛泽东一系列光辉指示突出一个“跟”字；对刘少奇修正主义立足一个“批”字；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狠抓一个“用”字；在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中，强调一个“带”字。大会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选举出席地区首届“三代会”代表50人。

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 1970年10月6日至11日，县革委召开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贯彻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12.25”批示和“一抓三促”方针。县革委副主任李沛讲话，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总结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指出，要学习大寨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彻底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第四节 整党建党和批陈整风

一、整党建党工作

历史背景 整党建设工作是“斗、批、改”运动中一项重要的任务。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1969年2月，省革委发出《用毛主席的伟大建党纲领整党的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个《纪要》是在当时省革委领导人刘结庭、张西挺的操纵下制定的。在整党的“指导思想”上，提出要以“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对“造反派”的称谓）作为骨干。”在“目的要求”中，提出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入党”。在“具体步骤”中，提出要“狠批‘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在“开门整党”的要求中，提出要“坚决依靠经过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把所有的革命群众（当时对赞成“造反派”观点的人的称谓）发动起来投入整党运动，不是只邀请少数群众代表当陪衬。”这个《纪要》的要害，一是要由“造反派”领导整党，谁能当党员，谁不能当党员，由“造反派”说了算。二是要吸收一批“造反派”入党。

当时，全国各级都以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作领导。而这个纲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阶级斗争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当时所说“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建党纲领和方针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求党的组织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当时称为“吐故纳新”，其结果是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符合党员条件。这次整党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问题很多，以致造成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严重不纯。“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发展的个人崇拜，争权夺利，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根本不可能在这次整党过程中得到解决。那时，党员之间，党员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大多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状态。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从中央到地方普遍恢复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局面，推进工农业生产等，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文革中第一次整党 1970年1月2日，县革委成立整党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开展文革中的第一次整党。这次整党有非党群众参加领导小组，以造反作为标准，搞“吐故纳新”。在整党过程中，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先后批准天池等公社恢复建立党委，一些大队建立党支部。

1971年2月3日，县革委作出《关于分期分批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全县除重整试点11个支部外，余下的184个支部，本着先农村、后城镇的精神，分3批搞完。第一批是县级机关和6个公社，共72个支部，到2月底结束；第二批10个公社都开展，从2月22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第三批，开展38个支部，从4月20日开始至5月底结束。《意见》要求，通过整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党的基层组织，为县党代会的召开创造条件。《意见》发出后，农村整党建党工作全面铺开。县统一派出整党宣传队，每个大队平均2人，每批整党时间40多天。整党中，恢复了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办理了预备党员转正手续，吸收了262名新党员。4月底公社党委和公社以下基层单位党支部相继重新建立。这次整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大纲”进行。

8月11日，县委发出《关于举办党的基层干部学习班的通知》，决定从8月25日起，分两期轮训基层干部。参加轮训人员有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民兵专职指导员和党员连长，公社脱产干部中的党员、县委委员和公社党委委员。培训内容：交流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五?二O”庄严声明》、《毛主席论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全国民兵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等文件。8月12日，县委又发出《关于培训支委、小组长的意见》，决定在小春播种以前，由公社党委举办一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5－10天的时间对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进行一次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培训。

整党的结果：1971年8月29日，县委发出《关于暂“挂”党员的处理情况和今后意见》。《意见》指出，遵照中央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整党建党中有政治历史问题，一时弄不清的，犯有严重错误一时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党员，不草率行事，采取暂“挂”的办法处理。在1971年春整党建党结束时，全县暂“挂”党员194名，占党员总数的4.16％。整党后，遵照中央“要抓紧弄清他们的问题”的指示和省、地委关于对党员组织处理意见，县委对暂“挂”党员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处理暂“挂”党员125人，占暂“挂”党员的64.43％。

整党复查 1971年11月13日，县委发出《关于今冬明春整党复查补课的安排意见》指出，前段时间的整党建党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25％左右的党支部思想整顿不深不透，党员觉悟提高不大；组织整顿、组织建设抓得不紧；领导班子“两化”建设不够等。《意见》要求，在整党复查补课中，要以毛泽东“五十字”建党大纲和关于党内矛盾的学说为指针，以新党章和中央的“六条标准”为依据，以整顿领导班子为重点，充分吸取前段时间整党建党的经验教训，充分发动群众，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要认真进行组织整顿和组织建设，加强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项工作于11月下旬开始，从县级机关中抽调45名党员干部，集中搞了15个最差的支部、各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具体抓了1个差的支部。在搞好整党复查补课后，对共青团组织也进行了整顿和建设。

二、“批陈整风”运动

历史背景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毛泽东为天才，反对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然后逐级发展到全党。

“批陈整风” 1971年4月下旬，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县委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开展了批陈整风，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中央通知，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总结安排工作。会议认为：毛泽东洞察一切，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意见，揪出了反党分子陈伯达，清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进一步看清了反党分子陈伯达是一个罪行累累的野心家，阴谋家和假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提高了与会人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执行、捍卫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认清了刘结庭、张西挺是陈伯达在四川的代理人，找到了四川落后的总祸根；提高了整风的自觉性，并认真地进行了一场以反骄破满，提倡谦虚谨慎为整风主要内容的自我教育。会议决定：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点传达中央的上述通知。这次开门整风是1970年冬天以来的第三次。三次开门整风，都吸收了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参加，主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反骄破满，转变领导作风。遵照毛泽东“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决定抽调县革委机关三分之二的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中的部分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基层抓“三分之一”。

5月26日至6月13日，县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和中央《关于陈伯达反党集团问题的指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遵照毛泽东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以我为标准论”、“造反派领导一切论”、“党风落后论”、“全面复旧论”、“军队支保支错论”等，有37人先后发言揭发批判。在批陈的基础上，进行了反骄破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面上的批陈整风运动是在9月23日县委发出《关于贯彻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扩大宣传批陈整风问题的安排意见》之后逐步展开的。

三、财贸队伍整顿

1971年7月20日，县委发出《关于整顿财贸队伍工作的安排意见》。《意见》说，“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混进了财贸部门，造成财贸职工队伍组织上、思想上的严重不纯。因此，必须认真加强整顿，建设一支革命化的财贸队伍，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阵地。”《意见》要求，自始至终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认真搞好组织整顿。在思想认识基本统一后，先小组评，后大会评，在评议的基础上，公社（单位）党委提出清洗和处理名单，经整顿财贸领导小组审查，报县委审批。对混进财贸队伍中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反动资本家要坚决清洗。家在农村的清洗回农村，交群众监督改造；家在场镇的送当地农场、加工厂和其他适当地方劳动改造，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一贯表现很坏与不适合做财贸工作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一般可以带工资下放到基层从事运输、加工、修补等体力劳动。《意见》指出，要从复员、退伍军人、下放干部和下乡知青中选调一批积极分子，充实到财贸队伍；区以下财贸单位可以吸收贫下中农的优秀女子。整顿财贸队伍工作于7月下旬开始在汉阳片试点，然后，先整顿农村基层财贸单位，后整顿县级单位，整个整顿财贸队伍工作分两批持续了一年多。其间，清洗出财贸队伍坏分子6人，开除职工10人，解雇34人，退休处理67人。在退伍军人、下乡知青、贫下中农中选拔219人，充实到财贸队伍。

第五节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批林整风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所乘飞机坠毁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即九一三事件）。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尔后又相继下发一系列文件，要求开展“批林整风”。

这些具有极端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林彪从“五.一八”（1966年5月18日）讲话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四年多一点，使我们党受到极大损失，尤其是在干部问题上，这次受的损失比王明（1931年至1934年共四年）路线还严重。“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

1971年10月19日至2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各党支部正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县委委员、2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等615人。主要内容是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11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县委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将林彪事件向全县人民传达。之后，县委分别以公社（镇）为单位，公社（镇）分别以大队（街道）为单位，传达中央文件，揭露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截止12月8日，全县参加传达学习的共90247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已经进行五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混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得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

1972年2月6日至12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有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企事业党支部正副书记、整党领导小组负责人、机关干部共581人。会议传达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批判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县委第一书记杜子明讲了话，对在群众中传达“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作具体部署。

1972年7月4日至8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纪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杜子明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要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条基本原则；要进一步搞好“一批两清”工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团结。各公社党委、机关干部一定要狠抓对敌斗争，促进当前生产的发展，迅速掀起“双抢”高潮，认真落实党对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9月6日至21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同时，结合进行整风，开展自我教育。县委扩大会议后，全县陆续学习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10个文件，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1月8日至12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刘兴元、李大章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全县前段批林整风运动。县委书记杜子明讲话指出，各地开展大批判要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确立批判专题，培养批判骨干，领导要带头批。同时指出，不能把矛头指向各种领导和群众，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握斗争的方向。

11月24日，县委批转县革委处理查抄物资办公室《关于复查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了12条意见，搞复查处理工作的目的是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1973年3月3日至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批林整风”的指示，学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和刘兴元、李大章的报告。学习地委《1973年上半年工作安排意见》。县委第一书记杜子明在会上讲了话，在分析当前形势的基础上，要求继续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县委常委乔兴就农业生产问题讲了话，要求掀起以抗旱夺丰收为主的春耕生产高潮，认真抓好小春后期管理，努力防治病虫害。乔兴指出，各公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县革委各组，局按原来对口、挂勾的公社，安排促进春耕生产。

6月21日至24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召开党的“十大”意义和关于批林整风以及完成和超额完成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议通过《关于迅速改变我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决定》，落实了1974年小春种植计划和搞好当前生产的具体措施。

1973年7月21日，县委发出《关于下半年农村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安排》。各社、队要积极办好政治夜校，培养好宣讲员。大队政治夜校为每队培训3－5名有宣讲能力的宣讲员，对广大社员群众进行教育。第一步，用2个月的时间，向社员群众讲清楚党的基本路线，揭露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觉悟，划清界限。第二步，用45天的时间，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坚持党的总路线、走农业学大寨的道路等专题。第三步，用1个月的时间，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要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而斗争的专题。要把批林整风中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生产上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这次“批林整风”，对于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提高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给“左”倾狂热降温，促进冷静思考，并能够较多地注意经济工作，促进政治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的好转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左”倾路线问题。

二、批林批孔运动

历史背景 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他说：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就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是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中发[1974]1号文件）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整风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以在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要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当时还认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变革受到过不少的抵制，这与历史上法家的进步作用相仿，同时可以用批林批孔这种方式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针的教育”。

1973年10月，江青等人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指令这两所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尊儒反法，说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要求深入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从而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在康生及“四人帮”一伙操纵下，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月11日至13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指示，以及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和乐山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与会人员拥护中央军委对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拥护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县委班子调整 1973年1月7日，接地革委政工组通知，免去张同洲县委常委职务。

12月16日，接地革委政工组通知，省委同意乔兴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杜子明调回部队工作，免去其县第一书记、县革委主任职务；免去李沛县委书记职务；免去张国忠县委副书记职务。地委决定，付华明参加县委为常委，免去李沛、张国忠2人县革委副主任职务。

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 1974年2月28日，《四川日报》报道：青城公社在所属的三大队熊咡山举行批林批孔大会，狠批“克己复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报道称，熊咡山是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领导农民起义的地方。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熊咡山的贫下中农发扬当年王小波、李顺猛烈冲击封建宗法制度的革命精神，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3月7日至12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央有关开展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题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部署批林批孔运动和春耕生产。县委书记李沛讲话，要求提高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辩清批林与批孔的关系，推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李沛强调坚持党的各项农村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好小春生产。

4月5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委会，传达省、地委会议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文件。会议要求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加强党对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面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不失时机地搞好春耕生产。

5月9日，《四川日报》报道：青神县农业局党总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全局先后三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写出揭发批判文章100多篇。

5月9日至13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地委县、厂书记会议精神，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会上，发出了《关于贯彻中央、省委、地委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意见》。要求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10日，县委、县革委主持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公社干部，中、小学教师共1500多人参加。

8月24日，县委制发《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马克思理论队伍建设的意见》：（一）、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历次指示，深刻认识毛主席、党中央又着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意义。（二）、大力培养不脱产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三）、在斗争中提高理论队伍的战斗力。

8月28日至9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市、州、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学习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省委《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指示》，县委副书记乔兴讲话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李大章在省委八次全会上和省、地、州、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将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乔兴还强调，要进一步搞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切实搞好“三秋”工作，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11月11日至1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地、市、州委书记和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增强各级领导班子团结问题的通知》，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学习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对照检查，分析研究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各级领导成员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切实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团结群众，搞好生产。

贯彻安定团结决定 1975年1月31日至2月2日，县委召开全委会议，贯彻全国四届人大公报和省革委第九次全会和地革委第十次全会精神，讨论如何深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如何完成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乔兴讲话，要求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人民日报》报道青神 1975年2月20日，《人民日报》以《不断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为题，介绍青神县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情况。文章称：近年来，青神县联系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文章说，两年前，瓮家公社二大队七队被称为“万元队”，当时，有不少队干部提出了一个“为1万元收入而奋斗的目标”，说“粮食产量保上年，腾出手来抓现钱”。为此，三分之二的劳力抽去拣白石头，运河沙卖现钱。结果，这一年万元现金到手，但粮食减收10000公斤，经济作物也减产。老农批评干部只顾抓钱，不讲路线，走的是“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大队党支部的帮助下，队干部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把“抓钱丢粮”提高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外出搞“副业”挣现金的劳力，全部撤回来投入农业生产，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并适当安排劳力发展集体副业。结果，全队粮食增产三成半，其他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集体收入同样达到1万元。文章还说，青城公社近几年来的粮食亩产一直在千斤上下徘徊，问题在哪里？他们从两个受灾队的对比中得到启示。去年7、8月，四大队和十大队都先后遭到严重的风、雹、洪灾。四大队不抓党的基本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资本主义歪风，少数社员自找门路，外出做生意，编扇子卖现钱，集体抗灾受到影响。相反，十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批林批孔，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干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夺得了灾年大丰收。文章又说，黑龙公社十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有人以为那里不存在阶级斗争。一次，大队党支部提出要购置农业机械，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少数人不同意，他们说：“增产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大家的收入，增产多少分多少，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大队党支部十分注意这个思想倾向，认为这种主张是搞物质刺激。他们领导全队展开辩论，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来分析这个问题。认识统一后，购买了拖拉机、柴油机和饲料粉碎机。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4月13日至15日，县委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共619人。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县委要求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斗争，促进当前的生产。

5月10日，县委发出《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好双抢战役，千方百计完成今年农业增产任务的意见》。《意见》要求，认真抓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工作，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在农业生产上，大力推广晚稻套种和两段育秧，积极扩大晚稻栽种面积；抓紧时间，抢种多种玉米；大力推广红苕藤扩床转育，多产苕苗，早栽多栽红苕；培养猪只，广辟肥源；加速栽种进度，提高栽秧质量；同时加强田间管理。《意见》指出，搞好“双抢”，确保完成今年增产，是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全党动员，打好总体战。各行各业都必须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切实搞好支农工作。

由于批林批孔整风运动在全国广泛地开展，特别是江青集团插手干扰，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1974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五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第六节 揭批“四人帮”和“文革”结束

一、揭批“四人邦”运动

历史背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8月，在党的十大会议上，邓小平等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作了充分肯定，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怀疑和责难的情绪仍然在增长。周恩来、邓小平等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打断，但是干部和群众仍对这种努力表示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毛泽东这时一方面希望结束长期的不正常局面，对已认识到的一些具体错误进行纠正，以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出现“复辟倒退”，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他在思想上不能不陷入深深的矛盾。毛泽东对江青一伙人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他已感到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中射影的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是对他们多次进行批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搞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毛泽东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些批评，点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言行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1974年10月1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中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非凡的领导才能，很快地扭转了局面。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这是他抓全面整顿的开端。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报告。他强调：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的新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铁路系统在短时间内就法办33个煽动闹派性、搞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全国铁路平均日发车数创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随着铁路运输的好转，工业生产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亦即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和发展。

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 1975年3月2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有关著作，学习毛泽东“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要在干部群众中造成学习、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同时，联系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抓好典型，抓好三分之一。

8月13日，地委研究决定，免去张庆林县委常委职务。8月，乐山地委批准，撤销县革委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成立县委、县革委办公室和县委、县革委农村工作部，同时成立县委、县革委财政贸易部，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县革委计划委员会。其中县委、县革委办公室、农工部和财贸部，一个班子，两个牌子。

1974年11月2日，县委发出《关于大力办好农村政治夜校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以“五?七指示”为指针，以小靳庄为榜样，充分运用政治夜校这种方式，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一）、充分认识政治夜校的重要性；（二）、办学方向必须紧跟形势，围绕中心，服务生产，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三）、认真落实办校措施；（四）、抓好典型；（五）、加强对政治夜校的领导。

11月11日至1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地、市、州委书记和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增强各级领导班子团结问题的通知》，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县委副书记张国忠讲话，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认真研究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各级领导成员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切实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团结群众，搞好生产。

深切悼念周总理：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总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痛苦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青神，全县人民立即处于万分悲愤之中，自觉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悼念周总理。周恩来逝世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华国锋于1976年2月被毛泽东指定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4月5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当天（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自觉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五事件”）”。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天安门“四?五”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这次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次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人们自发的行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怀疑和不满，对“四人帮”产生更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天安门事件还体现一方面出于对周恩来伟大人格的景仰和对周恩来的哀悼，另一方面则是以悼念周恩来的形式表示对“四人帮”的愤怒和对“左倾”错误的批判。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民沉痛悼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县人民极为悲痛，纷纷设置灵堂，组织各种悼念活动。县委、县革委在南街礼堂设下灵堂。9月11－17日城区按党政军机关、工交系统、贫下中农代表、财贸系统、文卫系统、农林水系统、城厢镇居民的次序，每天上午8时在南街礼堂举行吊唁，农村以公社为单位组织吊唁。18日，城区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南城、青城、东风公社的农民代表上万人，参加了县委在月咡塘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大会先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中央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实况。之后，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乔兴发表悼念讲话。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中国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着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久久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976年9月10日，“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当时，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的总理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痛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是夜，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青神城区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

10月17日，县委书记乔兴在县委扩大会上传达华国锋在中央第三次打招呼会上的讲话。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搞阴谋、篡党夺权的情况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农业学大寨 1976年11月14日至18日，县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学习华国锋在全农会上的总结报告，传达贯彻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县委书记乔兴总结1976年全县学大寨工作。指出：去冬今春，出动的劳动力最高时达38300多人，大战100多天，投工280多万个，完成水利工程125处。四级农科网已遍布全县农村，上下连成线，左右连成片，17个公社都有农科站，90％建立健全了农科组；社队企业由1975年的183个发展到229个，增加25％；合作医疗，由1975年的94个发展到153个，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工交、财贸、文教也取得显著成绩。乔兴要求，迅速掀起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掀起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同时，认真搞好全年的决算分配。会议还决定，县和公社分别下放一批干部充实公社和大队领导班子。

1977年2月24日至26日，县委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议，用整风的方法，进一步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农会精神。县委书记乔兴讲话，介绍县委前段整风的情况。乔兴指出，在整风过程中，县委对照大寨、昔阳进行“五查五看”。查差距、查路线，看“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全县是否肃清；查领导农业的指导思想，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树得牢不牢；查斗志，看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狠不狠；查作风，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蹲点劳动过不过硬；查干劲，看大干苦干社会主义的劲头鼓足了没有。乔兴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转变作风，带领群众努力完成1977年的工作任务。会议还对带领群众学大寨、做出成绩的115名干部予以表彰。

2月25日，县委上报黑龙公社、西龙公社六大队为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县委意见说，黑龙公社认真贯彻第一次“全农”会议精神，坚持“学大寨不怕打棍子，大办农业不怕揪辫子，抓生产不怕扣帽子”的“三不怕”精神，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农业生产上狠抓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改革农业生产的耕作制度，坚持抗灾夺丰收，取得了年年增产、季季增产、队队增产的好成绩。西龙公社六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领导班子硬，带领群众敢批敢斗敢干，实行科学种田，产量稳定，在“改自留地分户种植为集体种植，改定额评分为大寨式评工记分，改平坝分散居住为靠山集中居住，改全年一次分配口粮为按月秤粮，改自由贸易为就地贸易”的五改上，在全县起了带头作用。

3月23日，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改进县社队各级干部作风的决定》。（一）、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首先学好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农会上的讲话；（二）、旗帜鲜明地站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前头；（三）、必须到学大寨的第一线去，与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四）、坚决执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五、）必须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到平易近人，任劳任怨，以身作则，有事同群众商量，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行贿受贿；（六）、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带头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七）、关心群众疾苦，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4月11日至14日，县委召开大队党支部委员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参加人员共有1359人。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学习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被称为贯彻执行华国锋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大治的誓师大会。县委书记乔兴在会上讲话，分析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形势，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坚持搞好整党整风，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发展大好形势，大打农业翻身仗。会上，代表们根据上级的要求，联系实际，找出差距、增添措施，广泛开展社与社、队与队、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

6月2日至4日，县委召开常委会，以肃清“四人帮”在县委领导班子中的流毒和影响为内容，进行整风。接着又用5天时间，召开有公社书记、县委工作队、组和科局以上负责人参加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帮助县委实行开门整风。常委会议研究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具体安排。会后，利用了2个月的时间，主要在县级机关和青神中学开展清理帮派体系的工作。

县“三级干部会” 1977年9月18日至21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大”精神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在总结前段时间的工作时指出，各级党组织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把揭批“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的罪行同批判资产阶级帮派结合起来；把揭批“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同打击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揭批“四人帮”结帮篡党的阴谋同批判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种种谬论结合起来，联系社会动向，联系思想认识，联系言论行动，联系工作表现，批评教育了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250多起，共计现金7万多元，粮食（票）14500多公斤，布票4200多尺，收回侵占的集体土地152亩，竹子1500多笼，木材300多方，500多个外流劳动力归了田。揭批“四人帮”，推动了生产。农业上，全年春季积肥共19300万公斤。全县共种堆堆苕2500多万窝。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去冬以来，共投工281万多个，完成土石方422万多方，兴修和续修各种水利工程106处，新增蓄水量680多万方，新增有效灌溉面积9000亩。完成改田改土16000多亩，成片造林1600多亩，“四旁“植树54万多株。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县委书记乔兴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要求进一步学习“十一大”文献，贯彻“十一大”精神，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结合揭批“四人帮”整党 1976年11月，县委开始进行整党工作。这次整党是结合揭批“四人帮”进行的，解决由“四人帮”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机关重点克服派性、无政府主义，农村重点解决农业发展方向及大干快上等问题。整党分三批进行，城市在1978年搞完，农村结合党的基本路线，1979年全部结束。对犯有严重错误的31名党员分别给予了处分，其中开除党籍13人，留党察看5人，警告和严重警告11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人，劝其退党1人。11月15日，青神县武装基干民兵团成立。县委书记乔兴、县人民武装部政委马治国任政委，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郭选州任团长。

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县委扩大会提出五年规划 1978年4月18日至21日，县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学习全国五届人大和科学大会文件，传达贯彻省、地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县委书记乔兴讲：根据上级精神，肯定过去28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要地位的，批判“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罪行。乔兴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提高对新时期总任务和实现总任务的方针、政策、步骤和措施的认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会议还作出1980－1985年的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1980年建成符合“六条标准”的大寨县。提蓄水量达到7100万方，实现水利化，人平建成1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粮食总产量达到8500万公斤，油菜亩产达到75公斤，花生亩产达到115公斤，猪只达到17万头，人平贡献粮食100公斤，人平口粮225公斤。农副业总产值达到2805万元，人平产值165元，分配100元。198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825万公斤，在1977年基础上翻一番。棉花总产达到52.5万公斤，油料总产达到645万公斤，猪只24万头，人平贡献粮食200公斤，人平口粮300公斤，农副业总产值达到38600万元。工业上，1980年全县总产值达到1600万元，在1977年基础上翻一番，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4000万元。5年内，建成发电站3处，装机容量达13000千瓦，建成年产3000吨的化肥厂1个，以及自来水厂、造纸厂、造船厂、竹板厂、电机厂、丝厂等，并扩大县农机厂，同时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7月14日，县委向地委汇报《关于开展“一批两整顿”的情况》。“一批两整顿”即批判“四人帮”，整党整风，重点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各条战线，特别是企业和社队。县委的《汇报》说，年初，省委《关于开展“一批两整顿”运动的几条意见》下达后，县委提出了相应的贯彻意见。半年来，主要抓了三项工作。（一）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搞科学种田就是“技术第一”，抓经济工作就是“经济主义”，努力增产增收就是“利润挂帅”等谬论。同时，在全县范围内，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全县依法批斗、逮捕和送劳教的有22人，揭露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43200多元，粮食2250多公斤。（二）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加强经营管理。着重从1977年分配兑现入手，狠抓定额管理、评记工分、小春预分和财务管理等项政策的落实。在西龙六大队、四大队抓了劳动管理试点，结合备耕和第一个“双抢”，狠抓定额管理、评工记分、落实按劳分配的政策。全县1015个核算单位，90％以上都实行了劳力编组，定额评分，建立责任制。经过落实政策、组织兑现，退出现金63000多元。（三）狠抓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首先是狠抓县委自身的整顿和建设。6月下旬以来，各公社党委和县级机关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开门整风。全县17个党委中，有10个班子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加强。153个大队领导班子中，调整76人，充实74人，落选61人。1044个生产队中，调整231人，充实405人，落选314人，处理6人。

“文革”的结束 持续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深刻的时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他追求纯洁、完善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中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昭示人们永远不能犯“文化大革命”类似的严重错误，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将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

三、“文革”内乱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来以为可以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事与愿违，“文革”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一是错误理论及其指导下的错误实践，造成思想上的空前混乱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削弱。作为“文革”指导思想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一度被赞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但其实质是一种“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的“左”倾错误理论。在这个错误理论指导下，必然将当时流行的种种独特而野蛮的做法，都认为是“革命行动”，是正确的。这就不能不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于国于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和伤害。而这些错误理论又是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上推行的，这不能不损害到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特别是青年人中，出现了信仰危机，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二是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遭到严重削弱。“文革”期间，由于理论错误，政治界限不清楚，是非颠倒，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趁火打劫，建立起各自的帮派体系，以帮代党，抢权夺利，使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损害。在毛泽东提出重建党的组织之后，一些动机不纯的坏分子利用“突击入党、提干”等非法手段混入党内，致使党的组织不纯，领导班子不纯，作风不纯，给本地政治、经济、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政权机关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削弱，造成政权旁落，社会秩序混乱，党、国家和人民财产严重受损。

三是科学文化事业遭受严重破坏。“文革”十年，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干部的业务被荒废。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长期中断，中小学也因“停课闹革命”而中断两三年，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的学习被耽误，旧的文盲未扫除，新的文盲半文盲又大量产生。大批有成就有贡献的专家、教授和中小学教师以及科技工作者被错误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而遭到迫害。在“大破封、资、修”、“把帝王将相赶出舞台”等口号下，助长了文化虚无主义，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历史名胜古迹和各种文化遗产的空前大破坏。青神县中岩的石刻佛像等一大批文物绝大多数被捣毁破坏，造成了巨大损失。

四是社会思想和风气遭到毒害。“文革”十年，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实做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行灌输，扰乱人心。在“左”倾思想激荡下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等各种歪风邪气的泛滥，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作风遭到全面破坏。在极左思想桎梏下，人们普遍思想僵化，不敢正视或不能冷静地认识现实，助长了各个方面形式主义的发展。当时，对毛泽东个人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化程度的标尺，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做“语录操”，就是无限忠诚的具体表现。胸前挂像章、家里供塑像，手捧红宝书，口念万万岁，就是无限忠诚的样板。这些个人迷信和形式主义做法的实际效果，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人们心灵中留下了累累创伤。

总之，“文化大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思想革命。它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左”倾理论；它的方针，即“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方针，是混淆敌我的错误方针；它的运动方法，即“大民主”方法是制造动乱，为害人民的错误方法。因此，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不可能为国家建设和群众生活带来进步，只是带来了混乱和破坏。这样的“大革命”必须被彻底否定！

四、“文革”内乱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所犯的一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文革”给党、国家和人民留下了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一是认清国情、省情、县情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始终坚持党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本地实际相结合，是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能把它教条化，更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作为党的组织，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正确地认识国情、省情、县情，从而提出不同时期的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实施意见，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任何脱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思想和实践都将遭受失败。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党和国家各级党委、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时刻都要把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放在党的根本目标的位置。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一方面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另一方面，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激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此要保持全面、清醒的认识，正确地加以对待和处理。但不能因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存在而把它扩大化和绝对化。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得来的深刻教训。

三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革”能发生并持续长达十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长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和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防止个人崇拜的滋长和泛滥。加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以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在其中推波助澜，以致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产生了狂热的个人崇拜，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体现。对全党各级组织来说，只有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才能作出正确决策，贯彻正确的方针，避免和减少工作中的失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四是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文革”中，本来就很薄弱的民主制度遭到空前大破坏。在“怀疑一切”的前提下鼓吹“造反有理”，在“横扫一切”的前提下实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民主”。其结果，大字报铺天盖地，遍及每一个角落，它所起到的作用，可概括为“八大罪状”：乱造舆论，蛊惑人心；矛头向上，煽动造反；壮大声势，压制对方；断章取义，挑起派斗；罗织罪名，组织围攻；揭露稳私，侮辱人格；传播谣言，助长错误；泄露机密，损害国家。“大鸣”、“大放”、“大辩论”，实际上演变为大批判、大揪斗、大体罚的粗暴破坏民主、践踏民主的行为。在这样的“大民主”下，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便成了根本不起作用的一纸空文，各项法律法令几乎被破坏殆尽，执法机关被当作“黑机关”砸烂。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任意揪斗、关押。打、砸、抢、抄成风，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和安全完全失去保障。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使整个国家和社会走到崩溃的边缘。从“文革”这场灾难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被践踏的恶果，也更深刻地感到民主和法制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